朱翊钧其实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比起土生土长的万历皇帝，他实际上更能站在下位者的角度去理解作为弱势方的私心。

倘或用现代人的话语去阐述，“弱者的私心”更具体得来说，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即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任何经济活动中，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合乎理性的人”。

朱翊钧是崇尚平等的，他一直把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个体，因此他心态平和，将身边每一个人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发现任何一点儿“利君不利己”的牺牲奉献行为都无比珍惜。

即使郑贵妃因此认为他压根不像个皇帝，朱翊钧在这一点上也绝不双标，他在现代作为普通人时就反对“君为臣纲”，现下真正地成为了皇帝，他还是反对“君为臣纲”。

朱翊钧比较赞赏的是一种各人理性自利后自然产生的利益制衡体制，毕竟现实主义培养温情，理想主义助长仇恨，崇祯皇帝就是太相信儒家法则当真能束缚人性中的自私与自利，于是一旦有所失望，就会本能地对臣下滋生出一种怨毒的恨意，最终造成众叛亲离、反噬自身。

而朱翊钧对人性中迎难而上的期望值就没有像真正的古代帝王这么高，非要让他“君王死社稷”呢，朱翊钧肯定不会死得那么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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